從《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公約》論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産的動物利用問題

2020-02-23 世屹 809

人类和动物的密切关系由来已久。在传统农耕社会中,动物不但是人类重要的衣食来源,也是日常的生产、交通工具甚至是家庭陪伴,参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涉及动物利用。但是因为世界各国的不同自然环境、历史文化背景,造成不同国家的人们对动物的利用方式、情感有很大的差异,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2003) 中关于动物利用的原则和精神很难在不同国家取得一致。这在东西方文化差异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一、《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公約》中動物利用原則及相關概念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中并没有直接针对动物利用的条款,它是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间接做出规定的。公约在定义中规定,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满足三个条件:1、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2、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3、顺应可持续发展。公约中动物利用的原则隐藏在这三个条件中,与之对应的是相互尊重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和多样性原则。

(一) 相互尊重的原则

我國非遺保護學界和公衆對于這一原則的深刻認識基本上來自于我國2015年一次失敗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産項目——彜族火把節的申報。

彝族火把节是彝族人民一年中最隆重盛大的传统节日,保留着彝族起源发展的古老文化信息,体现了彝族敬火、崇火的民族性格,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社会价值。为纪念传说中的彝族英雄黑体拉巴战胜魔王 (或天神) ,火把节期间会组织赛马、摔跤、唱歌、选美、爬杆、射击、斗鸡、斗羊、斗牛等活动,这些活动渐渐成为火把节的主要仪式和内容。

從中國的文化傳統來理解,彜族火把節應該是一個近乎完美的非物質文化遺産民俗項目,具有非物質文化遺産的特征和屬性,在每個國家兩年才能申報一個人類非遺項目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卻在申報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産時被退回,退回的原因是其中涉及鬥雞、鬥羊、鬥牛等動物利用環節,教科文組織認爲此類以娛樂爲目的的動物利用與西方主流的動物倫理沖突,冒犯了歐美社會秉持的動物保護和動物權利等“文明”思想,不符合公約“各社區、群體和個人之間相互尊重的需要”的精神。

這個案例讓我們對非物質文化遺産的概念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即從相互尊重、相互欣賞的角度出發的文化多樣性是非物質文化遺産成立的前提條件;同時也提出新的問題,即如何對待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存在巨大社會爭議的文化多樣性,不同社區、群體或是個人在面對文化沖突時的包容與如何看待“相互尊重、相互欣賞”的問題;以及我國的文化傳統如何與世界接軌,並獲得更廣泛理解和接受的問題。

(二) 顺应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可持续发展是关于自然、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论和战略,最早于1980年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在《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中提出。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92年6月,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文件,从此,可持续发展思想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公約》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産“是文化多樣性的熔爐,又是可持續發展的保證。”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就是“爲豐富文化多樣性和人類的創造性做出貢獻。”所以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理論的基礎是文化多樣性和可持續發展思想。

(三) 多样性原则

“可持續”和“多樣性”最初都是由生態學家提出來的概念。“生態持續性”是“保護和加強環境系統的生産和更新能力”,是建立自然資源及其利用間的平衡,以獲得不超越環境系統更新能力的發展。這種生態可持續以生物系統及其多樣性的完整爲基礎。生物多樣性是生態安全的保障,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條件。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關鍵,是最大限度地保護地球上的多種多樣的生物資源,特別是保護瀕臨滅絕的動物和植物。爲此國際社會制定通過了《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5)和《生物多樣性公約》(CBD)。

CITES通过互惠协定和认证许可规范管理野生动植物的利用和国际贸易,预防濒危物种因商业利用而过度开发乃至灭绝。CITES根据物种遭受贸易威胁的程度,将其划分为附录Ⅰ、Ⅱ和Ⅲ,对附录中保护对象的国际贸易管理规定了共同的标准和程序。它把动物利用分为挖掘式和非挖掘式,挖掘式利用指资源消耗型的利用,包括致死式(如狩猎) 和非致死式(如收集动物组织或衍生物等) 两类;非挖掘式利用指资源非消耗型利用,如自然旅游等。

CBD讓“保護生物多樣性是人類的共同利益和發展進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成爲國際共識,自然資源不是無窮無盡的,21世紀的發展必須建立在生物多樣性和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之上。CBD把“可持續利用”定義爲:“自然資源的利用方式和速度不會導致生物多樣性的長期下滑,保證其能夠滿足當代及後代的需求潛力。”CBD提倡激勵式保護,即通過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刺激當地社區經濟發展,促進野生物種及其棲息地的保護及可持續利用。

与此同时,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全球性非营利环保机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为维护生物多样性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IUCN从1963年开始编制《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这是全球动植物物种保护现状最全面的记录,也被公认是反映生物多样性状况最权威的指标。

生物多樣性的思想後來被移植到文化多樣性上。200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通過《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文化多樣性”被定義爲“各群體和社會借以表現其文化的多種不同形式,這些表現形式在他們內部及其間傳承。”這份公約認爲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動力,也是可持續發展的保證,[8]要像保護生物多樣性一樣保護文化多樣性。不僅文化多樣性的理念來自于生物多樣性理念的啓發,文化多樣性的保護、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的很多具體措施和方法也借鑒了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舉措,如建立分級保護名錄和瀕危項目名錄、建立文化生態保護區、提倡“可持續利用”、制定倫理原則等。

二、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産中動物利用的現狀、問題與挑戰

世界各國傳統文化項目中有很多涉及動物利用,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産代表性項目名錄中有不少是動物利用的,如哥斯達黎加的牧牛傳統、法國傳統馬術、馴鷹術等。我國因爲人口多而資源相對較少,文化背景中動物保護的思想意識淡薄,動物利用多,動物保護少,導致我國對野生動植物保護和生物多樣性等相關公約的履約水平普遍較低,履約困難較大。

除了把動物作爲生活和生産工具,我國自古以來還有食用和藥用各種動物的傳統。物資的匮乏使得一旦災害來臨,處于饑荒的人們就會“巧妙地利用一切可能食用的蔬菜、昆蟲和動物甚至內髒。毫無疑問,在這方面中國較之于其他文明顯出了更大的發明創造性。另外,中國人在飲食方面也沒有什麽宗教禁忌,食譜更具有彈性”。這種動物利用思想不僅表現在飲食上,還被運用到生活的各個方面。比如傳統中醫藥材、傳統手工藝品中能大量見到各種野生動植物,其中很多是珍稀瀕危物種。

我國當前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産項目中動物利用的問題集中在以下三個領域:動物的娛樂性利用中的動物倫理問題;狗肉飲食中的文化多樣性和相互尊重、相互欣賞問題;瀕危野生動物利用中的合規性和可持續發展問題。

(一) 动物的娱乐性利用

動物的娛樂性利用,主要是民俗節慶活動中的鬥雞、鬥牛、鬥狗等遊戲,如前述的彜族火把節有鬥雞鬥牛鬥羊活動;再如雷山苗年的鬥狗、廣西忻城縣“三月三”的鬥雞鬥狗、廣西柳州融水縣的苗、瑤族的鬥馬等。這類以觀看動物打鬥爲娛樂的民俗活動,特別是鬥狗,曆來爭議很大。鬥狗的場面非常殘忍血腥,而且往往都和賭博結合在一起。這種娛樂性動物利用從動物保護和動物權利等日趨普世的動物倫理角度看,是較爲典型的動物虐待,因而被越來越多的社區群體視爲動物利用的禁忌,也被越來越多的國家立法禁止,其合規性和倫理性問題較大。

(二) 狗肉饮食

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産領域問題最突出、爭議最大、影響最廣的還是與狗肉飲食相關的民俗項目。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狗是作爲一種工具性動物或一種可食用的家畜的,但在歐美近現代文化中狗已經超越了“家畜”的範疇。歐洲最早進入工業社會,大量的人口流動與外出工作使得家庭規模日漸縮小,人們因此産生的孤獨感和不安全感,很多時候是由“陪伴型動物”比如貓、狗來彌補的。20世紀中後期以來,狗在歐美社會中已經不再單純地作爲一種工具性動物或陪伴性寵物存在,而是越來越多地被視爲家庭成員,深入參與到家庭和社會生活中。而且這種對狗的情感已經不只是個體私人的表達,而是成爲社會的共同價值追尋。所以歐美社會對于把狗作爲可食用的“家畜”,極度抗拒和反對。

長期以來中國都是以傳統大家庭甚至是宗族聚居爲主的,大家庭基本能夠滿足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懷和情感的需要,無需求諸動物的陪伴。家畜文化中,包括狗在內的牲畜都只是家庭的附屬部分,在家裏飼養、居住,但與家庭成員的差別明顯,不能與人同等待遇。因此不管家犬如何被道德化,中國的狗從來沒有取得如西方的寵物犬那樣的被視爲家庭成員的地位。中國的家畜文化也沒有發展出如西方社會的寵物文化。因此吃狗肉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禁忌。

國人吃狗肉的曆史悠久,全國各地與狗肉飲食有關的民俗或者技藝入選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的有:以“狗肉湯鍋”爲文化元素之一的貴州省“布依族查白歌節”入選第一批國家級非遺名錄;“朝鮮族狗肉制作技藝”入選吉林省第二批非遺名錄;“沛縣鼋汁狗肉烹制技藝”入選江蘇省第二批非遺名錄;“花江狗肉”作爲民俗入選貴州省安順市第二批非遺名錄;“布依族火熛狗肉烹制技藝”入選貴州省黔西南州第三批非遺名錄;“黃塘香肉宴”入選廣東省佛山市三水區第一批非遺名錄;“荔枝狗肉節”被廣西玉林市編撰的《玉林非物質文化遺産普查資料彙編》收錄其中。

正是有關吃狗肉的地方性民俗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産的熱潮,引發了社會上更加激烈的反對。動物保護組織和人士受歐美的寵物文化影響,認爲吃狗肉違反動物倫理、人權和“相互尊重原則”,強烈譴責和攻擊這類非遺項目。起源于元末明初、延續了600余年的浙江金華“湖頭狗肉節”在持續遭到動物保護組織嚴厲聲討以及包括演藝明星在內的各界人士的反對後,當地政府無奈宣布“湖頭狗肉節”于2011年9月19日壽終正寢。玉林的文化部門也曾經計劃將“荔枝狗肉節”申報市級非遺後,再向自治區申報省級非遺,但是在社會各界的強烈反對和攻擊下,玉林政府不得不做出回應:玉林市官方從未認可、組織、舉辦過“荔枝狗肉節”。如今每年夏至民間所謂的“荔枝狗肉節”這一天,維穩成了玉林政府的重要工作。

食狗肉民俗與寵物文化在價值觀和行爲上的沖突,反映了狗肉飲食非遺遭遇的倫理和道德危機,造成中國人一邊在批鬥聲裏吃狗肉、一邊申報非遺的怪象。

(三) 濒危野生动物利用

我國非遺項目中涉及野生動物利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對珍稀瀕危野生動物的利用上:一類是傳統中醫藥,一類是傳統手工藝器物制作。

1.傳統中醫藥項目

传统中医食疗有“以脏补脏”“以形补形”之说,中医药处方中经常能见到濒危野生动物的组织、脏器及其制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中成药成分中含有虎骨的13种,含有豹骨的43种;有熊胆的94种;有各种蛇的333种;有鹿茸、鹿角、鹿胎的339;有麝香的444种;有羚羊角的119种等等,可谓数不胜数。如中药用的羚羊角,为雄性牛科动物高鼻羚羊的角。高鼻羚羊1988年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是国家一级一等保护动物,2012年被列入《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ver3.1—极危(CR) ,是严禁狩猎的,羚羊角的各种商业利用违反所有国际公约和国际国内法律。又如麝香虎骨膏,主要成分为虎骨、豹骨,中国野生老虎绝迹多年,药品成分的真实性经不起推敲和检测。

“鴻茅藥酒”事件把非物質文化遺産項目中的野生動物利用問題推到了風口浪尖。“鴻茅藥酒釀酒技藝”作爲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代表性項目,其方劑裏有豹骨每份15g。豹骨在這份方劑裏屬于核心藥材,需單獨加工。“豹骨加五倍水煎煮10小時,致膠盡。將煎煮濾過,濾液濃縮至稠膏狀,放冷,備用”。每份15克的豹骨分散到374瓶酒裏。工商信息顯示,自2007年11月起,鴻茅藥酒的生産規模達到年産藥酒15000噸。簡單測算可知,鴻茅藥酒每年需要1200公斤以上的豹骨。按照每頭豹子有5—10公斤骨頭算,鴻茅藥酒每年至少需要消耗120—240只成年豹子才能滿足其産量。而據國家林業局統計數據,我國境內一共也只有3300只豹子。

豹在1973年列入《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 附录Ⅰ,1988年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为国家一级一等保护动物,2008年列入《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为近危物种(NT)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非法猎捕、杀害国家一级一等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数量达到一只就是情节特别严重,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如果是非法猎捕,按照我国刑法,杀害1只豹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何况一年一两百只。如果是合法猎捕,从1988年豹被列入国家一级一等保护动物开始算,到2017年的30年间,以该企业平均年消耗120只豹计算,30年就是3600只,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数量,也是中国的豹子不可能提供的数量。而且从2006年1月开始,我国已全面禁止从野外猎捕豹类和收购豹骨,不存在合法猎捕了。

這種明顯違背珍稀瀕危動物利用常理、違反公約精神和國際國內法條款、不符合保護生物多樣性和可持續發展的項目,進入國家級名錄是需慎重的,否則會損害非物質文化遺産項目的合規性、合法性和嚴肅性。

2.傳統手工藝項目

我国传统手工艺中涉及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利用的问题也不少。比如象牙雕刻。象牙雕刻是一门古老的中国传统民间工艺美术。牙雕艺术品,以坚实细密、色泽柔润光滑的质地和精美的雕刻技艺,倍受收藏家喜爱。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保护大象、杜绝因象牙贸易导致大象被猎杀,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国际野生动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 推动国际社会通过立法规定全面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联合国大会专门为此于2015年7月30日通过了《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的决议,我国是这一决议的发起国。2016年12月3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有序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的通知》,通知规定“2017年3月31日前先行停止一批象牙定点加工单位和定点销售场所的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2017年12月31日前全面停止”。

2006年5月20日,象牙雕刻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該項目是“以象牙爲材料的雕刻工藝及其成品”進行申報,如今在我國只要商業性加工象牙就違法,這一項目既不符合生物多樣性和可持續發展思想,也違反國家法律法規,已經不能傳承下去。類似的項目還有用犀牛角做犀角杯、用盔犀鳥的頭胄做鶴天等等傳統技藝。

三、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産中動物利用的應對方式及策略

對于不同類型的遺産和不同性質的問題,需要采取不同的應對方式和策略。

(一) 娱乐性动物利用问题

依照公約精神、動物倫理和動物利用原則,涉及動物虐待的娛樂性利用類民俗活動不符合公約對非物質文化遺産的定義。如果僅僅作爲民俗活動,可以作爲文化多樣性的表達。但是作爲非物質文化遺産,建議不要申報並進入我國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産代表性項目名錄。

(二) 狗肉饮食问题

狗肉飲食的非遺項目,反映了動物與地方的獨特道德景觀之間存在的曆史、文化和生態的內在關聯。如果離開地方族群和特定的地理環境、曆史背景考察和評價地方性非物質文化遺産,就有“去語境化”的危險。

一方面,僅從公約和國際法考察狗肉飲食相關的非物質文化遺産,它們並不違背公約條款:狗肉的來源主要是飼養的肉狗和家犬,不是野生動物,更不是瀕危野生動物,不會對生物多樣性及可持續發展造成危害;這種肉狗和家犬是作爲家畜而不是作爲寵物被飼養的,也不是在一個以寵物文化爲主流的社區群體中被消費的。和肉雞肉牛的飼養和消費一樣,既不存在動物虐待,也不能認定違反動物保護、動物權利等動物倫理;作爲非物質文化遺産,狗肉文化展示的不僅是先民們遺留下來的處理狗肉的技藝,如“布依族火熛狗肉烹制技藝”;它也承載著傳統社會或曆史文化的記憶,如“沛縣鼋汁狗肉烹制技藝”中關于樊哙和鴻門宴的傳說,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這種非物質文化遺産支撐起有關狗肉飲食的經濟生産方式,以狗肉的消費拉動相關産業,旅遊、住宿、交通和餐飲業因此得到發展。這與CBD的激勵式保護,即通過自然與文化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刺激當地社區經濟發展的精神是一致的。無論是廣西玉林的“荔枝狗肉節”,還是廣東佛山的“黃塘香肉宴”,都是民間社區、群體自發形成的節日和傳統民俗,是被“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視爲其文化遺産組成部分的社會實踐”,它反映了社區群體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每年的農曆九月十五,“黃塘香肉宴”吸引數以萬計來自各地的遊客相聚于此,社區主人呼朋喚友,在弘揚傳統文化的同時,也“爲這些社區和群體提供認同感和持續感”,建立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做出了貢獻,是保護和彰顯文化多樣性的極好範例。

另一方面,現實中這類項目在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産時又往往存在合規性障礙。“彜族火把節”僅僅因爲有鬥雞、鬥牛、鬥羊的環節,被教科文組織認爲不符合動物倫理,申報就被退回,更遑論吃狗肉。地方政府在確定遺産名錄時,由于理解並且認可該地方的文化語境,所以這些項目能夠獲得通過。一旦想要申報更上一層次的遺産名錄,這些“地方語境”便會被不同的價值觀質疑,成爲“有問題”的文化遺産。

但是公約的宗旨是在“尊重有關社區、群體和個人的非物質文化遺産”的基礎上保護文化多樣性,文化之間的相互尊重是保護文化多樣性的基礎。非物質文化遺産代表的文化傳統沒有高低貴賤、主流和非主流之分,沒有落後和先進之別,用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進行道德批判並強迫做出改變,不符合公約精神。

對這類非物質文化遺産項目,理論和實踐都有繼續研究的必要,應該引導它們在法律框架內和在尊重、相互欣賞的基礎上,通過積極開展文化協商解決矛盾和分歧,爲建設一個包容和共享的社會文化做貢獻。謾罵和暴力沖突只能加深文化隔絕和社會分裂,于情不合,于法不容。

(三) 濒危野生动物利用问题

涉及珍稀瀕危野生動物挖掘式商業利用的項目,因爲不符合公約的精神和國際法的合規性條款,無論是傳統中醫藥,還是傳統手工藝,在材料問題解決之前,都無法傳承。這類項目今後存續發展的關鍵是找到合適的替代材料。

點翠是一項中國傳統的金銀首飾制作工藝,制作時先將金、銀片按花形制作成底托,再用金絲沿著圖案花形的邊緣焊槽,將翠鳥羽毛用膠水粘貼在金屬底托上,形成吉祥精美的圖案。點翠所用羽毛以藍耳翠鳥脖子周圍的翠藍色雪青色羽毛爲上品,顔色鮮亮,號稱“永不褪色”。傳統的取羽是用小剪子剪下或拔下活翠鳥脖子周圍的羽毛,被取過羽的翠鳥往往很快死亡,這一過程非常殘忍。但是翠鳥羽毛制作的首飾,光澤度好,色彩豔麗,深受貴族階層喜愛,工藝迅速普及,水平不斷提高。到了清末民初,廣東點翠工場林立,以至于用于取羽的藍耳翠鳥在中國一度滅絕,翠鳥羽毛絕市,中國最後一家點翠工場于1933年關閉。

但是点翠工艺并未从此消失。清末民初之时就有工匠用烧蓝模仿点翠。随着材料和加工工艺的发展,现在也可用染色鹅毛、孔雀羽或蓝色缎面丝带、特殊纤维等材料替代翠鸟羽毛制作点翠首饰,比翠鸟羽毛制作的首饰甚至更有光泽,容易保存,装饰效果也更好。点翠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核心价值在于它高超繁复的制作工艺和美轮美奂的艺术效果,并不在于羽毛用材。蓝耳翠鸟1989年被列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名录,所有翠鸟2013年都被列入《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ver3.1—低危 (LC) 。现在只要不用翠鸟羽毛,无论是用鹅毛、孔雀羽还是其它替代材料,只要能保证装饰效果,就不影响该项目的文化价值,反而有利于该项目的发扬光大。点翠工艺的这一传承过程说明,在自然和历史变迁的互动中、在适应当代社会环境和社会需求的过程中,传统工艺可以与时俱进,运用新材料、新工艺,不断融入人们的智慧、才艺的“再创造”,既获得发展又符合公约精神。

結語

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産資源極其豐富。動物利用問題在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中只是一個局部問題,但是它卻涉及非物質文化遺産的基本精神以及相互尊重、可持續發展等核心價值觀念,是重要的理論問題。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産的動物利用問題因爲傳統文化影響及其自身的特殊性,顯得尤其複雜。在當前我國把文化遺産保護傳承作爲治國理政的重要資源和工作、不斷加強履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公約》能力和豐富“中國經驗”的新形勢下,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的動物利用研究和實踐也必須跟進和深化。

爲此,首先要深入研究公約的決議和精神,正確理解各項條款的目的和意圖;第二,加強與各方的溝通協調,掌握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的國際形勢,提出符合並有利于中國國情的意見,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力,爭取主動性;第三,加強宣傳力度,普及野生動物相關法律法規和科學知識,調動全社會參與野生動物保護的積極性,提高社會各界的履約意識,引導以可持續發展爲中心的“互惠利用”,讓非物質文化遺産和珍稀野生動物在時代變遷中和諧共存。

(本文原載于《學術探索》2019年第2期,注釋與參考文獻請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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